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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团队在证监会开讲互联网金融
时间:2015-02-12

2月10日上午,阿里巴巴创始人、董事长马云带着自己的核心团队---蚂蚁金服CEO彭蕾及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到中国证监会举行了一场讲座,时长2个半小时,会场人满为患。座谈会的邀请方是中国证监会创新部,主题是“互联网金融”,分管创新的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主持了这场讲座,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亦到场。

张育军说:“办这个讲座是因为身处互联网时代,作为监管者要了解这个时代的特征,更要了解互联网金融。”

身着蓝色套头毛衣的马云在彭蕾和王坚之后发言。他从自己最近15天“过得不容易”的自嘲开始,谈到自己并不是“特别有能力”,而是“有幸生活在这个年代”,是“未来的信仰者”,并非“互联网的信仰者”。作为第一批做互联网商业应用的人,他当时的梦想是“建造新的商业文明”。但30年之后可能就没有人再谈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了,因为这就像现在没有人会把“电”当做高科技一样。

马云:阿里巴巴有幸活在这个时代

马云在这次演讲中分享了创业的理念,表示公司想做102年。“阿里巴巴是1999年诞生的,上世纪我们活了1年,这世纪我们活100年,下世纪活1年,正好三个世纪。”

马云称,“不是我们了不起,而是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就是会创造这样一个机会,今天不是阿里巴巴创造的时代,而是阿里巴巴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适应了这个时代的发展,找到了未来社会走向的趋势,我们改变了自己,而不去改变世界,我们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马云认为,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得那么好,美国并没有怎么发展,美国前十大网站加起来可能都没有淘宝一家大。原因是什么?坏的印象是假货,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原来商业的基础设施太差,诚信体制很差,商业环境太差,各种管、卡、掐,导致于互联网出来以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成为了主流;而美国原来的商业环境实在太好,所有的电子商务只是传统经济的补充,所以美国的电子商务没法起来。

金融的情况也类似。“美国金融太完善了,监管非常之完善,互联网金融是完全进不去的。”马云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原来赚钱相对容易,服务了20%的客户赚了80%的钱。“没被服务的消费者该怎么服务好?互联网金融诞生。”

马云称小额贷款就是所谓互联网银行,“阿里小贷在三、四年以内已经贷款超过了100万家客户,每家客户只要3万元,你可以贷1分钱也可以贷1块钱,我们3分钟内就能告诉你们能不能贷款给你,而且坏账率低得吓人。”马云称。

马云称现在已经对自身战略进行了调整,说到底还是做信用体系,通过数据建立信用体系,让信用等于财富,让诚信的商人富起来,只有这么干阿里巴巴才能跟金融弥补,而不是要跟金融去抢饭碗。

至于为什么后来去申请金融牌照,马云表示,申请金融牌照的目的是能够拥抱监管,让监管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不是说今天做民营银行就是想赚银行的钱,中国并不缺银行,但是如果有银行牌照,可以让银监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做了余额宝,我们希望证监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将来不论什么宝出来以后,能够受到证监会的监管,大家都来拆开看看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我能知道监管部门的担心,让监管部门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是我们申请牌照的主要出发点。马云认为,中国的监管水平是超出大家想象的,互联网金融标志着中国在金融监管上有了很大进步,我们与监管层共同在打造互联网金融,我们获得了理解、支持。

“我们将来要做农村。”马云称,中国有6-7亿农民,但每次中国社会巨大进步都是农民发生变化、农村发生变化,所以农村电子商务、农村未来的数据化服务才是重要的变化。农村的IT发展原本非常不平衡,但是现在有个巨大的机会,就是手机,中国农民迅速跳过了PC,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电脑时就每人一台智能手机,功能比当年的PC强大不知道多少倍。今后中国的农村,有可能是无线端加上云端的配合,中国的农民有可能享受世界上最一流的数据。如果真的做对,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能改变整个中国农村的面貌,“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真心诚意地去做,大概10年以后,我相信中国的农村会有改变。”马云这样说。

彭蕾:蚂蚁金服的“十六字”方针

彭蕾称蚂蚁金服不管将来如何发展,都会遵循“十六字”方针。

第一个词是“稳妥创新”。彭蕾表示,今天对于纯粹的互联网公司而言,很难想象在“创新”前面加“稳妥”二字。但蚂蚁金服今天已经进到了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必须要尊重金融的规律和金融的专业性、严谨性。这也是在余额宝整个过程中给到公司团队最大的启发和提醒。余额宝出来后的那一年,有无数的监管机构前来调研,包括做宏观货币政策的一些监管部门。

“这些对我的提醒是,今天我们的体量、规模,已经大到不能够以非常儿戏、游戏的态度去面对,这要求我们的专业水平、风控能力、跟监管沟通的能力,都要不断提升。”彭蕾称,因此在“创新”前面一定要加“稳妥”二字。

第二个词为,“服务实体”。彭蕾认为,蚂蚁金服下面有小贷、理财、支付和保险,所有的这些金融行为都要坚定的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回归到怎样更好的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帮他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帮他提升资金的周转效率,帮助普通的消费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可以享受到更平等的普惠金融服务的机会。

第三个是“激活金融”。彭蕾称,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想带来整个行业的巨大推动。余额宝每天申购赎回的笔数是700-800万笔,去年“双十一”有4000-5000万笔,没有一定的技术支持,很难想象一个基金公司一天需要处理这么多交易量,这也会逼迫传统的金融机构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同时对于传统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券商、保险等,也得思考怎样去拥抱互联网时代。

“余额宝出来后推动了利率市场化、金融更开放。这一年多是来思考最密集、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这也是社会进步和开放的力量。”彭蕾认为,“激活金融”是互联网金融从业者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四个“拥抱监管”。传统意义上认为监管和从业者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但这样下去对行业发展不利,而且最重要的互联网精神就是透明。“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有足够能力去面对当下如此复杂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金融发展的宏观环境。”彭蕾称,作为企业非常渴望创新,渴望创造新的价值。但中间有任何冲突,都可以跟监管层进行沟通,监管层的担心往往也不无道理。

彭蕾称,蚂蚁金服现在跟人民银行做备付金的透明化监管的项目,大约在6月份上线,希望把整个备付金的业务体系向监管全透明,任何监管部门都可以有管道看到实时数据。彭蕾希望用公司的技术能力和数据能力,在透明监管和开放监管方面树立一个行业。

关于余额宝的故事,彭蕾解释了为什么支付宝做的好好的,还要接着做余额宝。彭蕾称,有些淘宝用户为了支付方便,把资金先转到支付宝账户里面,用户并没有利息收益,但是阿里巴巴将账户的沉淀资金作为备付金放在银行,银行是支付利息给公司的。

“随着淘宝平台越来越大,每天在滚动的资金量和存量资金越来越大,我们要去管理数以千万计的资金,我们自己也在掂量,就算做得再好,如果这样无限制地涨下去的话,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赚这个利息?”彭蕾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是把利益还给消费者,第二是能够让备付金的总额降低下来。所以当时就想到了余额宝,因为货币基金是市场上公认的最安全的投资品种之一,跟储蓄没区别,大家理解起来也容易,又方便,收益不会太高,但也不会大跌。

彭蕾称,没想到余额宝推出后受到那么多用户的欢迎。这也说明了今天中国草根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多么单一!当时上线的时候想的是做到100-200亿元,顶天做到500亿,甚至连业务的服务上限目标都没有,因为当时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功能。但是没想到那么受追捧,又赶上2013年6月份的“钱荒”,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余额宝的整个故事。

此外,彭蕾透露,在淘宝、天猫的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很多企业正在准备IPO。“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你很难想象在这么虚幻的一个互联网平台上的公司会有机会发展成一家家上市公司。”

彭蕾同时指出,这也对监管提出了挑战,如何衡量这些商业模式,怎样衡量企业未来的利润增长空间,投资者回报以及信息披露透明。这些对于监管层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认知,促使监管层不断去打磨一套新的标准。

王坚:数据源于沉淀而非搜集

阿里巴巴首席技术官王坚认为,互联网原本作为工具,现在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由此出现两大新生事物就是“大数据”和“云计算”。

“很多人对大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区。离开互联网来谈大数据,这显然是错误的。”王坚称,只有互联网连接起来的数据才是大数据,并非从量的角度去理解,互联网让所有的数据重新审视他本身的价值。数据出来后,产生价值,靠的是计算能力。

王坚认为,互联网时代,数据是沉淀下来的,而不是搜集而来。王坚举例说明,看纸质新闻跟在网站上看新闻最大的差别就是数据,看纸质新闻能得到的数据就是印了多少、发行了多少、传达室投递了多少,但却没有办法知道是谁看的、在什么时候看的、看的什么,以及又去看了别的什么。但是在网上看新闻,这些信息都有了。并不是互联网故意去探测个人的隐私,这只是互联网的特征,是一个数据沉淀的过程。只要有基础设施,就一定有数据,但数据只有到了互联网上才能转化成价值。

此外,王坚称,数据是否值钱,跟数据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是计算让数据产生价值的方法。王坚称,全世界的网页并不属于任何一家企业,但是Google却能够拿网页来进行搜索,靠的就是Google的计算能力。此外,Google通过人们点击鼠标,将沉淀下来的成千上万的点击数据放在一起经过计算处理,猜出每一次点击背后的商业意图,进而赚取广告收入,数据靠计算产生价值,Google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互联网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正是这样的基础设施才使数据能够更快速、更大规模的沉淀下来,也被收集起来,若同时具备了符合成本的计算能力,由此产生了新的时代。”王坚称。

王坚认为,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是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他举例称,贵州有一家叫做“货车帮”的企业。该公司的创始人发现,中国的一个货车,平均空驶100里才能拉到货物,之后他想利用互联网帮助货车司机把这100公里的空时节省下来,所以他创办了货车帮。货车帮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让司机跟货物匹配起来。

创办了仅仅2年的时间,到2014年这家公司大约有60多万辆货车,3000多万名司机,这些司机每天拉货的货款超过5亿元,去年为这些司机省下来的油费是共100多亿人元。这仅仅是一家只有100多人的小公司,没有什么背景。

“公司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价值,靠的就是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将数据进行匹配。互联网的出现有了各种的可能性,做了很多以前不可能做的事情。”王坚称。

“也正是因为大数据的存在,才知道了骗保这样的事情的存在。”王坚举例道,中国的药品除了传统的条形码以外,还有药品监管码,后来将药监局的IT管理系统搬到了云上面,药监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解决假药问题,后来在石家庄做试点。零售药店在卖出药品的同时要将药品上的监管码注销,否则药品卖不出去,结果发现很多大商场里面的小药店有很多假药。同时,也发现了“骗保”的存在,很多人拿着药品发票报销,在报销的时候需要注销药品上面的监管码,但实际上却买到的却是洗发水等日用品,最后结果显示骗保的金额比假药的金额还大。

对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这三者的关系,王坚总结道:互联网是基础设施,大家都在互联网上做事;只要在互联网上做事,数据是慢慢被沉淀下来的;沉淀下来的数据可以用来回答各种问题,回答问题则需要大量便宜的云计算。